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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的官瘾史

日期:2017-1-3写评论我要荐稿订阅到QQ邮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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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迅先生曾经说:“中国人的官瘾实在太深,汉重孝廉有埋儿刻木,宋重理学有高帽破靴,清重帖括而有‘且夫’‘然则’。总而言之:那魂灵就在做官——行官势,摆官腔,打官话。”(1926年《学界的三魂》)这将那些有官瘾的人刻画得淋漓尽致:

汉朝的时候,还没有科举,普通人做官要靠“举孝廉”,由地方长官举荐“孝顺亲长、廉能正直”的人。有人为了显孝,把自己的亲生幼儿活埋了,声称省下粮食来奉养老母;还有人父母都健在,就用木头刻块灵牌,每天对着牌位供奉磕头,好被举荐为官。

南宋的时候,官方推崇理学,许多读书人就戴着高帽子,脚穿破靴,打扮成理学家的样子,谋取官职;清代以八股取士,读书人写文章就以“且夫”“然则”为时尚,以图仕进。

官瘾之大,大到丧心病狂活埋亲子,以换取一官半职,这官瘾猛于毒瘾。过去吸鸦片上瘾者为了满足毒瘾,就算将亲子卖掉换毒资,也断不会亲手埋子。

一切为了做官,必然屈膝卑躬钻营打洞;必然视一切阻碍其做官者为仇寇,除之而后快;必然人性扭曲,价值观混乱;必然一朝把官做,大肆来敛财,陷入越上瘾越依赖的恶性循环中。

更可怕的是,有的人,做官之前就有官瘾。《清代野记》里记载了一个还没有正式做官,官瘾却已经发作的人,其“症状”让人啼笑皆非。

清朝光绪年间,一个叫张传声的安徽人,花钱捐了一个河南候补道。可是当时河南还没有职缺可补,这哥们按捺不住了,提前过起官瘾,每天早上洗漱过后,穿上官袍戴上官帽,演练起道台大人升堂办公的好戏来。

他先是官威凛凛地从里室走出来,中门的仆役就敲响一块铁铸的云板,模仿真实的衙门那样高喊:“大人下签押房办公了。”里里外外的仆役都紧张有序地各就各位,“张道台”走到外堂就座,仆人端上茶水,门卫手持十几张拜帖上前,声称某某某禀见。“张道台”装模作样地翻阅,然后装腔作势地指示一番。办完了“公事”,还要一本正经地退堂。

如此每天都要演一回假戏,当作“岗前培训”,实际上是瘾君子在过瘾而已。

这张传声既已掏银子捐了官,为何不直接上任一解官瘾,还要“候缺”?因为古人入仕,除了科考,还有捐官、举荐等途径。刚开始时,职多人少,一旦考上、捐款、被举荐,就可以做官,后来僧多粥少,科考中举、捐款到位、举荐有人,都只是获得通向官场的“敲门砖”,离做官还早呢。

古人做官“七十致仕”,除非有人犯事被开缺,或是政府新设职务,要不然一个萝卜一个坑,退一进一。那么多人花钱买官,候补的官员如过江之鲫,没有轮到就死等或“等死”。

有统计显示,清末四川一地,候补道员多至50多人,候补知府20多人,候补通判、知州、知县多达400多人,以至于“某员到省二十年未得委差,衣食俱乏,冻馁而死”和“孑然一身,典质俱尽,自刎而死”(转引自宋庆森《卿本佳人奈何做贼:腐败现象的文化批判》)。意思是说,排队做官的人太多,有的一排就排了20多年,仍未能做官发财。补给跟不上,什么东西都典当光了,最后要么饿死,要么自杀,当真被官瘾害惨了。相比之下,张传声这哥们家底殷实,还有能力在家里自导自演,已经很不错了。

清代著名书法家赵之谦曾三次参加会试,都未中,虽然在诗文、书画、篆刻方面已经颇有声誉,但官瘾太大,还是想做官。也曾弄了个候补知县,当时全国有1729个知县,赵之谦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轮到自己,就给自己的书斋取名为“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”,希望早点得到委差。

不过赵之谦算是幸运的,没等几年就当上了知县,很多人等得胡子都白了才等到。但国人官瘾如此之大,为做官活埋亲子都做得出来,哪里又在乎漫长的等待呢。

还没做上官就有了官瘾,等做上了官,瘾头更大。我曾在网上看到一个妻子向心理学专家倾吐苦水,说自己的丈夫没有升为科长时上班下班非常规律,回到家里做家务,和她一起照看孩子。可是丈夫升为科长后,生活完全变了个样,整天在外应酬,经常喝得酩酊大醉。

慢慢地,应酬已成为他的习惯,一天不出去吃饭,会浑身不自在,就像毒瘾来了一样。去吃饭无非应酬喝酒,目的无非是做更大的官。因为,在这个丈夫看来,“不做官你什么都得听别人的,做了官别人就得听你的”。

身在官场中,官瘾如鸦片。何故?那位丈夫已一语道尽。问题是,你就是做了官,也还是“什么都得听别人的”,这个“别人”就是比你更大的官,为了别人听你的多一些,自己听别人的少一些,就要拼命往向上爬,爬上金字塔的顶端。要说做官的人都想做到“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”的宰相,一点不假。

可是,即使官做到宰相,官瘾就足了吗?未必。清朝大贪官和珅,官至军机大臣、大学士,已经是“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”了,贪贿的财物相当于大清十年财政收入。可和珅还不知足,他还处处跟皇帝比,宫里有什么,和珅也要什么。皇上修圆明园,他就仿着造。他的宅子,仿照宁寿宫所建,其园寓点缀,甚至比皇宫陈设还要好。

一个久居官场、官瘾太深的人,一旦退下来,就像有毒瘾的人突然断了毒源,六神无主,心烦意乱。清人赵吉士在《寄园寄所寄》里讲了一个故事,说是明代有个进士出身的监察御史乔廷栋,罢官回家,官瘾复发,为解官瘾,每天早上就像那个张传声一样,自导自演一番办公审案的戏。

回顾中国的历史,会惊奇地发现,成瘾性“物品”对中国人有巨大伤害的,一个是鸦片,一个是官本位。

鸦片给中国人带来一连串的灾难,不仅让中国人变成“东亚病夫”,还阉割人的精神,致使政治腐败、经济落后、军事废弛。而官本位的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,鸦片只是近代以来才毒害中国人,而官本位的危害源远流长,达数千年之久。

做官之所以让人上瘾,在于官员手里的权力不受监督,导致腐败,而腐败又正好满足人类的贪婪本性。凡是能够满足贪婪本性的东西,就容易让人上瘾。要是权力受到约束,为官者战战兢兢、如履薄冰,恐怕就没人有那么深的官瘾了。

否则,就像明知鸦片有毒,却不从源头上断绝鸦片供应,只是苦口婆心地劝告瘾君子戒掉烟瘾一样,根本无济于事。

作者:廖保平  微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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