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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所知道的陈道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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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道明不是艺人。直说,我非常讨厌艺人这个称呼,我和道明交流过,他也很讨厌。因为我们觉得,艺人是60多年前在中国大陆通行的一个对演艺工作者带有蔑视的称呼,是被人戏弄、侮辱和伤害的对象。新中国成立后,艺人这个名词一夜间消失,取而代之的是人民的文艺工作者这个庄严而伟大的称号。就陈道明而言,我觉得他无愧于这个称号。我想,什么“明星”,什么“大腕”,什么“表演艺术家”,陈道明对这些肉麻的称谓都会不屑一顾,他最愿意别人给他的定位就是两个字:演员。

我想说说我所知道的这个喜欢被称作“演员”的陈道明。

第一次见到陈道明

那是1985年,我去南京演出。那时候,我是江苏省一个市话剧团的演员,听说南京电影制片厂正在制作表现南京大屠杀的电影《屠城血证》,便兴冲冲地赶到拍摄现场,因为戏中演日军头目的老演员是我十分熟悉的前辈刘江老师。

到了现场,就见一帮人忙着架机器、布灯光,而刘江老师正穿着戏服和一个“年轻鬼子”在一个角落里切磋着什么。我不敢惊动老爷子,悄悄躲在一隅,听得真切,那年轻演员的台词功底太好了!正在琢磨他是否在哪部电影中露过脸,就看到领我去剧组的制片主任阎友良匆匆走到他们身边:“刘江老师,该拍您了。道明,今天可能晚饭前都拍不到你,要不要先送你回招待所休息?”

那个叫道明的年轻人既和善又沉稳地欠了欠身子:“不用了,谢谢。把老爷子的戏先拍掉,好让他早点回去躺着。我没事,就在这儿琢磨琢磨戏,背背词儿。”接着,他又坐在一旁的条凳上弓着腰翻看着剧本,念念有词,很是认真。我悄悄问阎主任:“他是谁?哪儿的演员?”

阎主任压低了声音:“北京的演员,叫陈道明,名气不大,但戏演得一级棒,好得一塌糊涂。”

我这才仔细打量离我大概5米远的这位叫陈道明的演员:瘦瘦的,眼睛很有神,颇有些忧郁感,如果他不穿那套笔挺的日本呢子军装戏服,而是换上西服或是长衫,那他可能就是上海汇丰银行的买办或者复旦大学的教授。总之,他身上的文人气质更多一些。

刘江老师拍了几个镜头之后,趁换机位抽空休息,我看见陈道明立马把屁股下的条凳抽出来端了过去,恭恭敬敬地扶老爷子坐下,然后把一个大号雀巢咖啡瓶递给刘江老师——那时候还没有纸杯、易拉罐一类的东西,用装咖啡的瓶子当茶杯,当时是时髦事。陈道明声音不高,但特实诚:“老爷子,我刚去茶桶给您添了点热的……”

我素来敬重老同志,见这位看起来比我大几岁的陈道明对前辈如此尊敬,自己又低调严谨而矜持,不由顿生几分敬意。

不久后,陈道明主演的《一个和八个》在搁置数年后终于在影院亮相,我估计陈道明他们都没有料到,中国电影的再度崛起居然与这部戏有关,中国电影的“第五代”导演真正被国际影坛注意,也是从这部电影开始的。

因《围城》一举成名

又是几年过去,陈道明开始有了些知名度,此时他碰上了一位好导演,碰上了一部好戏——《围城》。

《围城》的制片人是圈中的好大姐张雪村,她每天风风火火地穿梭在剧组现场与公司的办公地之间。那天我在斜土路碰到雪村大姐,她扯着嗓门对我说:“平弟啊,我们组的男演员灵光啊,戏演得好是好的嘞……”当我听说这位主演正是陈道明时,不由分说跟着大姐追到现场。导演是黄蜀芹,谢晋大师的爱徒,在现场很威严,不苟言笑,从不轻易表扬别人,可她对陈道明却夸赞有加:“道明身上有种傲骨,不是明星耍大牌的那种骄傲,是知识分子的风骨,一种孤傲,一种不羁,一种玩世不恭。他的这种气质就是活脱脱的方鸿渐!”

“方鸿渐”,钱锺书先生的同名小说《围城》中的男主角。陈道明是黄蜀芹三顾茅庐才签下合同的演员。黄导与我熟,多年后告诉我:“陈道明挑剧本挑得结棍(厉害的意思),不是他拿架子,实在是他太认真了。他怕自己演不好。他说他没有1949年之前知识分子的生活感觉。我就说,你放开手脚演,结果陈道明说,试试吧,争取演好。现在看来,这个角色没有一个演员能超过陈道明。”黄导说到这里补充道:“这不是我说的,是钱锺书老先生夸赞陈道明时这样讲的。”

《围城》给陈道明带来了巨大的荣誉,他真正成了家喻户晓的知名演员。“方鸿渐”的塑造已是有口皆碑,这里,我只想说一桩小事。

《围城》中“方鸿渐”的岳父岳母的扮演者,是当时上海市电影局的局长吴贻弓和夫人张文蓉。吴贻弓是导演出身,虽有《城南旧事》《巴山夜雨》等经典作品,但演戏却是大姑娘上轿——头一回。别看吴导拍戏时方寸不乱,可临时被抓差当演员,而且戏份特重,那真是难为他了。

那天拍一场搓麻将的戏,吴贻弓要么牌出错了,台词说对了,要么牌出对了,台词又说错了,弄得黄蜀芹导演急不得哭不得,只好重拍几条。吴导夫人张文蓉向来心直口快,直接“开销”老公:“哪能介笨,这几句台词也讲不拎清?”没想到一遍遍搭词配戏的陈道明却极其谦和,不厌其烦。他还幽默地对“岳母”说:“老丈人被您骂傻了,这戏咋拍呀?”只见陈道明不慌不忙地和吴贻弓聊着天,然后开始搓麻将。

圈子里的朋友都知道,陈道明是“麻坛宿将”,而张文蓉则是上影“牌桌大咖”,棋逢对手,一边打牌,一边顺词,吴贻弓老师本来就是绝顶聪慧之人,稍一放松,更有“女婿”体贴入微的关照,顿时状态到位。于是,一场戏酣畅淋漓地演完了。

多年后,我与陈道明熟悉了,他说:“我还真不是拍吴贻弓马屁,我这人从来不求当官的,但我敬佩吴导的为人、学识和谦和。在吴贻弓面前,我觉得自己是学生。”我问他为什么?他说:“吴贻弓这代人和我父亲一样,是有人格魅力的知识分子。”

陈道明的父亲陈宗宽,在旧社会就受过良好教育,同时也是目睹国家腐败、期望能改朝换代振兴中华的那一代人。新中国成立后,虽历经各种运动,但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骨子里的高贵和不屈、厚道与忠诚。他的言传身教,使得陈道明不同于一般的演员。陈宗宽起初并不同意儿子从事文艺工作,但当时的大背景是知识青年要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。为了避免“上山下乡”,陈道明在父亲无奈的默许中选择了演戏这个职业,但他注定和别人不一样。

我是演员出身,我了解这个圈子,在摄制组,在剧团,不演戏时,大家不外乎围坐在一起喝小酒、打扑克、侃大山。陈道明也是剧团出来的,但他不想混日子。他也是跑龙套出身,别人怎么演他不管,他只要求自己认真对待每一句或是半句台词,哪怕他演的只是个“路人甲”。

为上海国际电影节做义工

走出“围城”的陈道明火了,火得很厉害。不久,吴贻弓先生和他志同道合的战友们在中国电影的发祥地上海,创办了中国人自己的第一个国际电影节。1993年1月11日,首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在新落成不久的上海影城大厅前举行升旗仪式,紧接着,我们一干人马紧锣密鼓开始筹备金秋即将拉开帷幕的盛大影展。

我们要面子,要为中国电影争气。吴贻弓说:“要开源节流,电影节是电影人的节日,要请有品行、有知名度、有社会地位的艺术家为我们捧场,为我们赢得社会资金的支持。”于是,我以电影节办公室主任的身份,带着吴贻弓签名的亲笔信,和吴先生的公子吴天戈一道,直奔京城,邀请各路明星去上海造势,为电影节摇旗呐喊。在这些受邀的嘉宾中,就有陈道明。

记得我和吴天戈导演是在昆仑饭店的大堂见到陈道明的。他刚从球场回来,热情地招呼我们。打开吴贻弓的信笺,读完后舒了一口气:“你们就知道我这人重旧情,‘老丈人’给我下帖子,岂有不去之理?”我有些胆怯地问他:“电影节没钱,只能给你买打折的普通舱,行不?”他笑了:“你准备让我带铺盖卷吗?到上海找个桥洞将就一宿?”

我们都乐了。不用说,见面很愉快,临别的时候,他还悄悄付了茶钱。

走出昆仑饭店,我的心情顿时阳光起来,因为见陈道明之前,有人告诉我,你的这个邀请名单中,陈道明最难弄,因为他从不轻易参加乱七八糟的活动,也不到外面走穴挣钱,他这人,除了上台或者拍戏,闲暇时候就是三桩事:看书、打球、搓麻将。一般的迎来送往、吃喝宴请,他从不去的。

出行的那一天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:同行的人里有一位活宝迟到了,而他身上还带着昨天热情地替别人代收的四张机票。那是20多年前,没有纸质的机票,天王老子也办不了登机手续。

只见陈道明不慌不忙走上前,脱下帽子,摘掉墨镜,特绅士地跟服务员做起工作来。也许是“方鸿渐”的魅力大,柜台上那几位年轻女孩居然把领导请来了,答应让我们一行先换了登机牌上飞机。上了飞机,眼看起飞的时间到了,那位迟到的哥们儿才把机票递到柜台,我们一帮人在机舱里急得快疯了。陈道明走到驾驶室旁边,又对乘务长开始“公关”,动之以情晓之以理,说明我们这伙人是去上海为电影节做公益宣传,都是不拿一分钱的,看在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个电影节的分上,能不能跟塔台打个招呼,晚个20分钟起飞。没想到,机长居然同意了。5分钟后,那哥们儿像从澡堂子里捞出来一样出现在机舱门口,口里嚷着:“对不住!对不住!”陈道明瞥了他一眼,伸手把他拽到身边坐下,轻声地在那哥们儿耳边说了一句:“我最恨迟到的人!”

这场“机场惊魂”悲喜剧,让我看到了一个一般人看不到的陈道明,一个善良、能忍耐而又顾全大局的陈道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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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次活动后,我们便熟了。逢年过节,就有了礼节性的问候,有时互寄贺卡,有时通个电话,后来有手机了,就发短信相互拜个年什么的。说心里话,我觉得那时候的陈道明骨子里还是有一种傲气的,我又是个特随意的人,我是无名小导演,他是艺术家,我俩是背心到袜子——中间差着一大截呢!

没想到的是,几年后,我居然两次成为陈道明作品的监制,而从那时候起,我就叫他“老道”了——这是他圈里哥们儿对他的昵称。他也从来不叫我“某总”“某局”的,从来都是直呼大名,我听来特别亲切。那一年,他到上海,拍我们公司的《上海人在东京》,他演一个在日本打工的上海人。那时候,他已经是大牌明星了,到哪儿都有一堆人追着,他依然很低调,当然也很孤傲,不像葛优,永远笑嘻嘻的。

有一天,在上海的棚里拍内景,我去探班,见剧组伙食一般,遂邀请他晚上到朋友开的饭店小酌。他问:“还有谁?不投缘的我不愿意一桌吃饭。”我告诉他:“还有你‘老丈人’一家,还有你弟妹。”他笑了。

道明跟熟人在一起的时候,很可爱,一点架子都没有,饭桌上有说有笑,很有点冷幽默,有时候还会引经据典。不知谁又提起了《围城》,他特真诚地说:“这几年,我觉得自己有些轻飘了,浮夸了,也许有点小名气了,别人也觉得我好像爱摆谱了……没想到,去了钱锺书老人家里几趟,我忽然明白了——那么大一位学者、作家,家里连台电视机都没有,也没啥现代化的玩意儿,除了那满屋子的书,家里最让我难忘的就是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煨中药的瓦罐……”

那天,我们没喝酒,可我觉得老道那天像喝醉了一样,反反复复说了好几遍:“在钱老先生面前,听他说上一席话,我真的觉得自己太无知、太渺小……”

我很少近距离接触他,但那天我分明感到,老道说的,句句都是发自肺腑。他不是一个谄媚的人,更不是一个会说假话的人。老道的可爱,正因为他的真实,好就是好,不好就是不好。他从不奉承,也不阿谀。有一回,吴贻弓要拍一部电影,赶到无锡外景基地去见陈道明。老道非常热情,“丈人”长“丈人”短的,但看完剧本,婉言拒绝了。他说:“我演不了这个角色,演不好,演了,观众会骂。”他还说:“有些朋友拍了烂片,或者戏演砸了,总推说是编剧不好,导演不好,我从来都认为,如果某一部戏不成功,应该先找自己的毛病,因为我是主演,我一定有责任。”

有人说他说不清道不明,我不这么认为。我一向觉得,陈道明很透明,他喜欢的剧本从不会轻易放下,他喜欢的角色会废寝忘食去琢磨。陈道明在《康熙王朝》里演玄烨。那部戏,跨度几十年,他从青年演到垂暮,丝丝入扣,张弛有度,顾盼生辉,把康熙演活了!我多次去探班,从不敢惊扰他,甚至到了片场,都不去和他寒暄,因为导演说,陈道明是用心在演戏,康熙已经融化在他的躯体里了。多少年过去了,《康熙王朝》只要重播,我还会看。

作者:江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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