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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姻是什么

机收起起落架的时候,机身猛地一震,我急速地右倾。“不要紧,就这么一下。”一只手温和却很有力地拉住了我的胳膊。

这声音来自我身边的一位白发老妇人。她穿着灰色羊绒衫、毛呢长裤,显得十分干练,她的白发卷曲,一双灰色的眼睛毫不因年迈而浑浊。这双眼睛让我认定她来自德国或者法国的某个地方。

“您的北京话很像我外婆讲的那一种,现在不大有人这么说话了。”我试探着说。老人的脸上涌起一种祥和:“这是我20岁时开始学的中文口音,1936年,还没有开始抗日。”我飞快地算出老人的年龄——80岁。但她的确不像80岁的女人。

飞机慢慢爬升,老人如自言自语般轻声讲述起自己的故事。她的家乡在德国法兰克福,父亲是一位建筑学教授。当时父亲有一名学生——一个英俊的湖北小伙子,他讲一口流利的德文,常常出现在她家的客厅里,在和父亲讨论问题的时候偶尔会偷偷看她,那时她17岁。两年后,25岁的湖北小伙子回国前留下一封信,除了用德文规规矩矩写下的致谢词之外,还有一张中德文对照的地址卡片:中国武汉……这个地址她只用过一次,用于给他发一封简短的电报:“将来武汉结婚,请等待。”

两人结婚后,一直在中国生活,1966年丈夫去世之后,她便定居北京。60年的时光已经让她完全中国化了,她穿过列宁服,拿过红宝书,有中国人人手一页的户籍卡片,用过粮票、布票、肉票……她讲一口地道的老北京话,她打趣说这叫作“嫁鸡随鸡”。在她的观念里,丈夫的家就是她的家,所以,她每年回一次武汉。

从她的讲述中,我飞快地算出一个数字——30年,一个德国女人为一个中国建筑师守寡30年。我无法想象,是否老之将至或者老之已至的人,面对逝去的浪漫、时代的变迁、亲人的离去和生命的终结,都会有一份类似的平和。正如我无法想象,1966年她的丈夫和当时许多不堪忍受污辱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,将生命连同他们婚姻中那一份相守的承诺一起结束时,是怎样一种切肤之痛。老人的叙述中没有任何愁苦,她几乎完全沉浸在少年夫妻的甜蜜之中。

飞机开始降落。“我可以知道怎样在北京找到您吗?”我小心地问。“五天以后我返回北京,咱们要是有缘,就还可以碰上。”她笑着说。

在武汉市中心找到一家酒店住下来,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订下五天之后返京的机票,只为能与她重逢。因为这位老人,我开始无法抑制地想家,想念将在我返回北京时离开家去出差的丈夫。

事实上从我做记者的那一天起,就已经开始习惯和丈夫的分离。他像灯一样守在一个固定的、叫作“家”的地方,而我像鸟儿一样乱飞。

我拨通家里的电话,是丈夫的声音:“就知道是你。”于是我给他讲起那位老妇人,丈夫静静地听着,就像每一个晚上我捧着茶对他云山雾罩地讲,而他对着我默不作声。“我知道你是欣赏我的。”相隔千里,我忽然就有了表达的冲动,而这是平日里我不会做的。

丈夫在笑,但他的话依旧淡然:“我在洗衣服、床罩还有窗帘,你想想,一个老婆出差了的男人,除了这样消磨时间还能怎样?”这是丈夫一贯的表达方式,我似乎只有在异地的夜空下才能感觉到其中的深意。

五天的时间很快过去,在离开武汉前的最后一个上午,我专门去给丈夫买了一件毛衣。这是我若干次出远门中唯一一次带礼物回家。

我提前一个半小时到达机场,逡巡在换登机牌的地方,等待那位令我难以忘怀的老妇人。当灰色的身影出现在我的视线中,我们相视而笑。老人拉住我的手:“小姑娘,缘分也让你刻意营造出来了。”显然,武汉之行令她十分开心。

“下了飞机有男朋友接吗?”我摇头:“我丈夫今天下午的班机,出差。”老人笑了,双眼眯成一条缝儿:“聚少离多,我们当年也这样。你丈夫一定很不希望你出差。”我点头,说不出话,忽然就很想哭。“因为有分离,才显得在一起的时候很宝贵。”老人拍拍我的手,“我们在一起30年,之后我有30年的时间用来回忆。你离开家五天,有四个夜晚用于相思,很充实,对不对?”

我的眼泪落下来,打在她的手背上。我们仍然在机场告别。她钻进计程车之前很认真地问我:“小姑娘,你知道婚姻是什么吗?”我一时语塞。

老人粲然一笑:“婚姻就是把稳定送给你爱的人,把浪漫留在你心里。”

回到家,看到丈夫留的字条:“我会用魂斗罗第六代的速度快去快回。”桌布、床罩和窗帘都是新换过的,屋子里飘着淡淡的姜花味道。我抱着那件柔软的新毛衣坐在地板上,把它贴在脸上,想着老人说的话——婚姻就是把稳定送给爱的人,把浪漫留在心里。

作者:安顿 来源:北京出版社《绝对隐私——当代中国人情感口述实录》一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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