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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婚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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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5年,她坐火车去兰州领结婚证。

她请的是婚假,临去时,兴冲冲地在单位开了结婚证明。

男朋友姓马,是同系统的同事,学习时认识,和她一见钟情。

说好了,领完证,她就从徐州调到兰州。她原是铁路医院的护士,为了结婚,换个岗位、换个工种也心甘情愿。

男朋友把她从火车站接回。

车马劳顿,她并不嫌累,一进门,便甩着辫子,打开行李,一样一样往外摆:大红喜字剪了若干对,红绿缎子被面是谁谁谁送的礼,攒了好久买的一块表,婚礼那天,新郎正好戴……街坊邻里都倚在窗口往里看,小马和她相视而笑。一开门,好几个七八岁的孩子摔了个趔趄。

没想到,事情卡在了小马的领导那儿。

领导迟迟不给开证明,两人就没法领结婚证。眼看着一天天过去,小马去问,领导递给他一份外调的档案,他脑子“轰”的一下:未婚妻的叔父,在东北做过军阀,是张作霖的把兄弟。

证明?不能开。

领导态度坚决。理由是:“这是严重的政治问题,而你,一个重点培养对象,还要不要前途?”

小马说了又说,领导不为所动。他打算缓一缓,再去做工作,可她的归期已近。“红男绿女。”她笑着说,打包背走了绿被子,留下了红被子。

喜字贴在窗上,虽然没有婚礼;墙是新刷的,一片白;水瓶、痰盂,一水儿红。小马在家里转了几转,眼见留不住她,便往她的包里装喜糖,“回去散。”

家里人都以为他们领了结婚证。

他们也以为只是时间问题。

可下一个假期,下下个假期,她去了又去,都没等到那一纸证明。再下个假期,她没买车票,没去兰州,在黑夜里蒙着被子闷声哭,被母亲发现。了解完缘由,母亲也哭了,“闺女,算了吧。”

算了吧。

好在她年轻、漂亮,换个地方还能从头再来。她去了西安,经人介绍,遇到后来的丈夫。做了断的信寄向兰州,小马没回信,隔了几天,人出现在徐州她家门口。小马对她母亲喃喃:他已经调动工作,新单位开证明的是他哥们,“只要再等等,我们就能领证……”

后来的几十年间,他们只见过一次面。

那是本系统的劳模表彰大会,他在,她也在。

都是中年人了,坐在同一排,一如多年前一起学习时。他想和她说说话,但中间隔着几个人。她上台领奖,齐耳短发,神采奕奕;他在下面看着她,想起从前她跑到兰州只为和他领结婚证,她弯着腰从大包里掏喜字、掏被面,辫子甩啊甩……而那些一开门摔了趔趄的孩子也到了婚嫁的年纪。

还有一次,他们擦肩而过。

那时,他也调到了西安,做了被服厂的厂长。在来领被服的各单位名单中,他发现医院的代表是曾经的未婚妻,便特地打扮了一下,剪头发,刮胡子,换衬衫,等了一天,也不见她的身影–她后来说,听说主管此事的人是他,特地找人换的班,“已然如此,何必再见?”

1995年,他们终于领了结婚证,成为小圈子里轰动一时的新闻。

他辗转得知她的老伴去世,便寻到她家。开门时,两人都有些错愕,头发都白了,只有轮廓还在,依稀旧情在。

落座,相对,他搓搓手。

他后来娶了远房表妹,有一儿一女,已相继成家。表妹因肺癌撒手人寰,这几年,一个人生活的苦,他清楚。

“我还能陪你十年。”他本意是去安慰她,谁知见面就变成求婚。而此刻,她沉默,沉默是因为没有理由拒绝,她只有踌躇和难以言说的羞怯:“我老了……”

他们用了些时间说服子女、做决定;一旦决定,第二天,就去了民政局,近四十年没说过一句话,心意却出奇地一致:“怕夜长梦多,当年就差这张证。”

他是带着结婚证走的。

生命最后的十年,他和她在一起。

他快不行时,他让他的女儿把他接回老家。那段日子,他们书信往来,仿佛回到了当初异地恋时。他的外孙是信使,收到信,便跑去医院,取笑躺在病榻上的他:“姥爷,你的情书来了。”

最后她的外孙代表她,参加了他的葬礼。

花圈上挂着姥姥亲笔写的挽联,落款“老妻”。

在场的人都知道他们的故事,唏嘘间,看到她的外孙拿出结婚证,遗体告别时,将这对结婚证塞到他的衬衫口袋里。她的外孙发言:“姥姥说,当年就差这张证。”

2015年,在家宴上,堂妹和我提起这件事。

堂妹夫即是她的外孙,清明节将至,他们要陪姥姥去给两个姥爷上坟。

她也在席间。我追根问底,问出当年结婚证的事。

“姥姥,我能写写您吗?”我问。

她只剩稀疏白发,满额沟壑,耳朵已经听不太清。听不清周围人传说的关于她和他的,命运、造化、缘分的事。一个过程中没有伤害任何人,没有辜负任何人,迟到,近乎圆满的爱情故事。

“她会哭的。”她的孩子们点着头,异口同声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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