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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世界,他来过

我的大舅姥爷,我妈妈的大舅,不久前去世了,享年八十四岁。他的一生,就像一个标本,每一小节,都密密麻麻地烙着时代的印记。

人活到最后,只剩下活着,但有的人是将富贵、贫贱、幸福、磨难都经历了。我的大舅姥爷呢,他这一生,幸福的时刻太少,他受的磨难,似乎比他这一生都长。

大舅姥爷年轻时有个外号叫“细腰”,一个男人叫这么个外号挺奇怪,村里人就叫我看:“你看你舅姥爷腰多细。”我远远地看向正挑着水桶走过来的舅姥爷,他肩膀宽宽的,线条凌厉地直下,正是如今所言的“倒三角”,农村人不谈审美,只说他一看就是个庄稼把式。他干起农活的确又灵巧又舍得出力,还有一手好厨艺,谁家办红白喜事都请他去做饭。这么个人,却打了一辈子光棍,在当时倒也不稀奇,一个破落地主出身,能抵消他全部的优点。

他祖上有些田地,到他父亲手上时,据说还有几十亩,但都是些薄田,好点的都被他父亲赌博输光了。他母亲去世得早,父亲总是在年前把那点地租输掉,年后青黄不接时,就带着两个儿子去逃荒要饭。

小舅姥爷说他那时只有五六岁,最怕他父亲让他坐到筐里去,另一只筐里已经装了锅碗和棉被,扁担一挑,就可以上路。他总哭着不肯上去,但最后,还是坐在筐里,跟着父亲和哥哥,一路要饭,来到六安一个叫徐集的村镇,停留在那里,到割麦时节才离开。

十多岁时他们变成地主羔子,田地被没收,唯一的一把太师椅也被工作队扛走了。

两个舅姥爷的婚事因此被耽搁,媒婆见了他们都躲着走。据说也曾有一家人,有个独生女儿,那年修房子,大舅姥爷去帮他们打土坯,他们看中他好人才,希望他能入赘,跟前跟后地跟他商量,大舅姥爷不说话,干完活就走了,失去这辈子唯一一个“老婆、孩子、热炕头”的机会。

大舅姥爷一辈子就吃亏在心高气傲上了,他的出身让他不得不低头,他就要在别的地方找补回来。不管他怎么勤扒苦做,家境也很难改变,不请自来的,是令无数中国人谈之色变的1960年。

最先饿死的,是舅姥爷的奶奶,也是我姥姥的奶奶,我妈喊她太奶奶。这个太奶奶,是我妈荒芜的童年记忆里的一抹暖色。那时家里有点啥好吃的,太奶奶都会给我妈留着,还时不时叫大舅姥爷跑上几十里地,送去从附近沟渠里挖的藕、钓的鱼虾、捞出来的鸡头米,加上树上结的枣子等等,满满一筐好吃的。

饥荒年月一开始,太奶奶就不肯吃饭了,从公社食堂里打回来的那点稀汤端到面前,她掉过脸去,硬饿。两个舅姥爷求她吃,她说:“傻孩子,我吃了,你们吃啥?我是死得着的人了,你们年轻轻的,还没活成个人呢。”大舅姥爷说:“直到最后,她牙关都咬得铁紧。”隔了那么多年,大舅姥爷的口气很平静,我听了却有些异样的感觉,看着眼前这个衣衫褴褛的老头儿,我想,他原来也是被人全力爱过的啊。他的奶奶,知道这个大孙子后来再没被人那样爱过吗?

大舅姥爷的父亲紧随其后,先是浮肿,然后觉得浑身不舒服,跑到县城去看病,还去了他女儿也就是我姥姥家。我姥姥不大待见他,要他回去,他回去不久就死了。我妈说:“哪是什么病啊,就是饿的。”

我觉得姥姥未免凉薄,我妈说:“也是怪他一辈子不正混。再说,那时候,给他吃了,我们就得饿死,你不知道那大饥荒啊,经常有人走着走着就倒下去。树上的叶子全部被捋光,冒个芽就被摘掉,榆树什么的就不用说了。地上长的剔剔牙又苦又涩还有刺,也被人薅回去煮汤,就那样后来还照旧能长出来,那是老天养人。种子要在粪便里泡过才能种下去,不然人家就扒出来吃掉,就这么着,种下的花生,照样有人扒出来,回家使劲烀了再吃。”

饥饿中,一向疼爱我妈的舅姥爷们也变了,我妈原本是在他们肩膀上长大的,现在,再回去,他们都是严阵以待,一脸寒霜。许多年后我妈说起这些,并没有责怪之意,饥饿让细枝末节都变成生死取舍,他们担心我妈吃他们那点口粮,也是人之常情。

那是最为可怕的三年,之后也没好到哪里去,能吃顿饱饭还是在1978年之后,舅姥爷的地主帽子也被摘掉了。

年景好了,地不够种了,大舅姥爷琢磨着还能干点啥,他当年逃荒要饭一度还给人做过长工,去过些地方,知道货郎挑子很受欢迎,他脑子活络眼皮子够使,这活儿,他干得了。

他托我爸买了辆凤凰自行车,在城里批发了些针头线脑布匹糖果,又弄了个拨浪鼓,走乡串户地吆喝上了。

靠着这小买卖,大舅姥爷成了村里的冒尖户,走起路来腰杆直直的,眼睛看到天上。我小时候去他家,就听隔壁女邻居捂嘴窃笑:“你看你大舅姥爷傲的,果真钱是人的胆。”也有人来给他说亲了,那时他也不过四十多岁,村里跟他情况差不多的,都想方设法讨了媳妇。外村的寡妇或从外地“带”回来的女人,大舅姥爷一概拒绝。我姥姥最了解这个兄弟,说:“他是怕人家来吃他的。你大舅姥爷啊,最‘尖’了。”

吾乡,这个“尖”,指的是吝啬。大舅姥爷的“尖”也是出了名的,都说他手头票子不少,但舍不得吃,舍不得穿。村里人都住上瓦房了,他还是那几间茅草房,快塌了,才勉强盖了两间小房。人和牲畜一个屋,晚上,人们听着广播拉着呱,总能听见那头大黄牛不甘寂寞地哗啦啦尿起来。大舅姥爷最大的爱好是数钱,闲来没事儿,他就坐那儿数钱,或是朝床上一歪,或是往树下一靠,掏出口袋里那沓钞票数啊数的,每一次点数,似乎都有一种“人生若只如初见”的喜悦。

正是这个爱好,断送了他的货郎营生。那回,他一大早出门进货,午饭时候也没回,下午,他脸色灰灰地回来了。我妈问他咋了,他拿出一块酒瓶底大的茶色玻璃,朝桌上一放,不说话,问之再三,才知道,他这大半天,都在等那个把这块茶色玻璃“抵押”在他这里的人。

是那种老骗局,一个人卖所谓祖传宝贝,另一个人想买,没带钱,转脸看见大舅姥爷,求他把钱先垫付一下,以这宝贝再加一块手表做抵押,自己回去取钱,马上就回来,还有重谢。

大舅姥爷垫付了三百块,然后等啊等,等到旁边开小店的人都不落忍了,提醒他说,这人是个骗子,大舅姥爷方才明白上当了,失魂落魄地转回家来。

此事的唯一后果是,大舅姥爷再也不愿意进城进货了。他沉默地结束了货郎生涯,又去想别的致富门道。村里修水渠时,他在村口卖过“胡辣汤”,我还去喝过几大碗,至今仍记得那种彩旗飞扬、锣鼓喧天的欢实劲儿。施工队撤了之后,他试着种西瓜、香瓜,还养过一种安哥拉长毛兔,卖兔毛,等到这个营生也逐渐衰落,他去帮村里的窑厂看砖窑,这个活最后被窑主亲戚顶掉了,他就到城里来找我爸,让我爸给他找点活干干。

我爸当过多年记者,这点人脉是有的,就把他安排到附近的一个单位看大门。对于大舅姥爷来说,这个工作真是得其所哉。他上了年纪,睡眠少,帮上下夜班的人一再开关门也毫无怨言。他话少,生得威严,那个单位,从领导到普通员工,对他很有些尊重,过年的福利也分给他一份。闲暇时候,他学会了修鞋的手艺,经常帮员工们义务修个鞋什么的,只收个成本费,很受欢迎。

大舅姥爷在这个职位上干了好几年,七十三岁那年回到家乡——他迷信“七十三、八十四,阎王不请自己去”的说法。再则,他的身体的确也大不如前了,他希望能死在自己亲手盖的那两间小砖房里。

这一愿望没能实现。他回去不久,原先住的圩子被开发商看上了,找了村里的干部,动员村民拆迁。大舅姥爷不答应,村里停了他的水,他就去井里打水;停了他的电,他本来就不怎么用电,唯一的家用电器就是那两盏五瓦的灯泡,这下,他干脆睡到门口屋檐下,还可以防止拆迁队偷着拆房把他活埋在里面。

我仔细了解过开发商给出的价码,一平方米赔偿四百块,加上宅基地的补偿款也不过五六万,而开发商新建的房屋一平方米为两千元,也就是说,赔偿的那点钱,只够买个二三十平方米。我也觉得义愤,赞成大舅姥爷对抗到底,不过此时已是深秋,似乎不适合睡在屋檐下。我跟大舅姥爷说:“有什么事儿,给我打电话,需要的话,我可以立即赶回来。”

过了好一阵子,大舅姥爷那边没有动静,我打电话问我妈,我妈说,他已经答应人家了。我惊叫道:“这怎么行?”我妈说:“别人都搬走了,就他老哥俩待在那里,好像他们多难缠似的,村里人也老说他们,他们就搬了。”

唉,其实我也懂,大舅姥爷爱他那房子,但更爱面子,生平最怕给人添麻烦,受不了人指指戳戳,即使他是受害方。www.idduu.com

接下那笔拆迁款后,他和小舅姥爷一道,依傍小舅姥爷的养女生活。养女已经出嫁,和丈夫住在附近的集市上,有个上下一共两间的小楼,两个舅姥爷,就在楼下搭了两张床。那五六万补偿款,加上以前的积蓄一共十二万,他们一起交给了养女。

白天,养女夫妇出去打工,两个舅姥爷就帮他们带孩子、做家务。逢集,大舅姥爷到门口支起补鞋摊子,小舅姥爷帮村委会扫垃圾,如果都能健健康康的,日子倒也颇能过得去。

但大舅姥爷开始生起病来,也不是什么大病,他这一生,将这身体用得太狠,又养护得不够,像是一辆年久失修的破车,三天两头地要进修理厂。大舅姥爷每次进医院,医院都会下住院通知单。

大舅姥爷是五保户,按政策医药费全报,但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,医保的系统里硬是找不到他的名字。养女去找镇政府管这事儿的,管事的叫她去找村委会,村委会则发誓说报上去了,还叫她去镇上。

再去镇上,管事的那人正在跟几个人打牌呢,眼睛盯着牌说:“等这把打完。”好不容易等他打完了,那人站起来,从包里抽出个塑料袋,上集市买菜去了。等他买菜回来,得到的答复还是,找你们村委会去。

不得已,我找了跑新闻的同事,同事辗转找到该镇一个分管文化卫生的女副镇长。女副镇长答应得很好,就是不解决,其间周折我也忘了,一筹莫展之际,我发了条微博,说了这件事。这条微博被一些影响力比较大的朋友转发,很快,舅姥爷的养女打电话来说,镇里派人来看他们了,答应马上帮他解决,同时也抱怨他们不该捅到网上,委屈地说:“我们不就打个小牌吗?”倒说得大舅姥爷很不好意思,转脸就骂那养女不该到处讲。

大舅姥爷从此可以顺顺当当去住院了,住了几回之后,他不肯再去,说他看了那住院单子,每次都要花一两万,虽然不要他掏钱,但那也是国家的,他这把年纪,不能这样糟蹋国家的钱。

大舅姥爷就那样在家里躺着,以微弱的生命力,与命运硬扛。与此同时,他周围的一些人,为谁家给他办丧事而争执不已——吾乡规矩,在谁家办丧事,收取的份子钱就归谁。舅姥爷这一生,不曾结婚生子,放出去的份子钱,可以一次收回,数目想来不少。

在那个春末,大舅姥爷终于将生命清零,他没有留下子女,也未曾听说有什么感情瓜葛,他这一生,活得像一块石头,唯一的意义,似乎只是在石头上留下风雨的痕迹。记得我最后一次去看他时,是带着我的孩子去的。听到死讯时,我对儿子说:“你还记得前几天我们看望的那个太姥爷吗?”八岁的孩子眼皮都不抬地说:“他死了是吗?”我说:“你怎么知道的?”他说:“我当时看到他躺在那里,一动不动的。”我说:“你有没有觉得他很可怜?”儿子说:“我们将来不都得这样吗?”

也是,我们将来都得这样,这也许是生命唯一的公平之处。

作者:闫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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