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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张伯驹

他是“民国四公子”之一,却少有纨绔之气;他曾投身军界,却因政局黑暗而回归文人之身;他被母亲视作十足的“败家子”,却被同人誉为“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”;他把毕生心血倾注于保护中华文明、中国艺术之中,却在动乱年代被屡屡错待。

决然脱下军装

父亲原名家骐,号丛碧,别号游春主人、好好先生等,河南项城人,出生于贵胄豪富之家。

我爷爷张镇芳是袁世凯的姑表兄弟,父亲的姑母嫁给了袁世凯的弟弟袁世昌,因为爷爷在家中排行老五,袁世凯的儿子们称我爷爷为“五舅”。

父亲青年时,国内革命浪潮汹涌澎湃。

1913年,袁世凯任中华民国大总统。爷爷张镇芳升任河南都督。第二年,袁世凯做出一项重大举措——创立培养军官的陆军混成模范团。

父亲那年刚16岁,不符合模范团的选材标准,但在爷爷的安排下,他破格进入了模范团的骑科,并由此进入军界,曾在曹锟、吴佩孚、张作霖部任提调参议等职(皆名誉职)。

此后袁世凯称帝、张勋复辟,接着军阀混战,政坛风云变幻。父亲眼见政治黑暗,又目睹爷爷的官场沉浮,叹道:“内战军人,殊非光荣!”便决然脱下军装。

奶奶眼里十足的“败家子”

父亲退出军界,回到家里,奶奶十分不满,絮絮叨叨地骂他没出息,要他进入金融界。父亲一度十分困惑、苦闷,终日无言。那时他唯一的乐趣就是读书,他读《老子》《墨子》,兴味十足。

1927年,父亲正值而立之际。一次,他去爷爷任职的北京西河沿的盐业银行,半途拐到了琉璃厂,在出售古玩字画的小摊旁边溜达。一件康熙皇帝的御笔书法作品引起了他的注意,只见上面的四个大字“丛碧山房”写得结构严谨、气势恢宏。虽然此时父亲对收藏尚未入门,但由于旧学根底深厚,眼力已然不俗。他没费思量就以1000块大洋将其买了下来。回去后,父亲愈看愈爱,遂将自己的表字改为“丛碧”,并把弓弦胡同的宅院命名为“丛碧山房”。这是他收藏生涯的开始。从此,父亲为了收藏文物,大把地花钱。

父亲说过:“我30岁开始学书法,30岁开始学诗词,30岁开始收藏名家书画,31岁开始学京剧。”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喜欢京剧艺术,那时他正式拜余叔岩学戏,彩唱过《二进宫》《空城计》《八大锤》三出戏,成为余派艺术传承的重要人物。

爷爷去世后,在奶奶的苦苦相劝和严厉责骂下,父亲无奈答应子承父业,出任盐业银行的董事兼总稽核之职,但父亲对银行的事从来不闻不问。从此,父亲有了“怪爷”的绰号。他一不认官,二不认钱,独爱诗词、书画、戏曲。在奶奶眼里,他是十足的“败家子”,不可能使家业中兴。

宁死也要保住藏品

抗日战争爆发后,父亲为使银行不致落在和汉奸有勾结的李祖莱手中,加上他多年收藏的大部分精品都放在银行,所以只好勉为其难,以总稽核的身份,兼任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,前去主持行务。

父亲每周去一趟上海。1941年的一次上海之行,让父亲陷入险境。

一天早晨,父亲去银行上班,刚走到弄堂口,迎面冲来一伙匪徒,把他抓住塞进汽车,迅速离去。母亲不知如何是好,只好跑到孙曜东(上海滩的玩家子,与父亲换过帖的把兄弟)家,见到孙曜东就跪下,请他救救父亲。孙曜东分析了一番,想想父亲在上海没什么仇人,只有盐业银行的李祖莱有动机,因为父亲挡了他的升迁之路。

第二天,母亲接到绑匪的电话,说是要200根金条,否则就撕票。这下子母亲更急了。后经孙曜东打听,此事果然是李祖莱幕后策划,由“七十六号”特务组织干的。

经孙曜东的一番活动,绑匪开始和母亲谈判。

谈判过程中,绑匪说父亲绝食多日,已昏迷不醒,请母亲去见一面。母亲见到父亲时,他已经有气无力、憔悴不堪。母亲唏嘘不止,可是父亲却置生死于度外,悄悄关照母亲说:“你怎么样救我都不要紧,甚至于你救不了我,都不要紧,但是我们收藏的那些精品,你必须给我保护好,别为了赎我而卖掉,那样我宁死也不出去。”

父亲被绑了8个月,最后,绑匪给母亲传话:“7天之内若拿不出40根金条,做好收尸准备。”

没多久,经孙曜东努力调停,父亲终于安全地回到家中,而他不愿卖画赎身,视书画如生命的事情很快传开了,几家报纸也刊登了这个消息。父亲怕树大招风,便于当年年底离开上海这块是非之地,取道南京、河南,来到西安。为谋生计,父亲在西安创办“秦陇实业公司”,自任经理。

小时候,我对父亲和母亲一次次往返于北京和西安之间,不甚理解,长大后才知道,那时候北京已经沦陷。父母为了不让《平复帖》那样的国宝级字画出任何意外,将它们偷偷缝在被子里,一路担惊受怕地带出北京,来到西安。

直到日本投降,他们才重回北京安定下来。

为劝说傅作义,忍痛割爱送蜡梅

北平解放前夕,国民党企图将一切有地位、有影响、有才学的人都拉到台湾,自然也打起了父亲的主意,他们不时派人到家里游说,都被父亲断然拒绝。此时的北平城内,已经可以听到解放军的炮声,父亲坐卧不宁,他不只是担心个人的安危,更为千年古都随处可见的文物而忧虑。

他遂以昔日闻名的贵公子、文物鉴藏家等特殊身份,多方活动,积极促进北平的和平解放。

当时民盟成员不时在我家开会,讨论如何能使北平免于战火劫难。父亲与西北军人素有渊源,身为西北军人的傅作义将军也知道父亲是个正直的文人,很是敬佩他。于是,民盟的盟友就撺掇父亲去劝傅将军,千万不能开战。父亲与邓宝珊将军和侯少自将军(傅作义的高级顾问)一直是好朋友,他们仨曾在不同的场合,多次劝说傅作义将军勿起干戈,以保护北平的百姓和文物、古建筑。为了劝说傅作义,父亲还忍痛割爱,将家里两盆最大的蜡梅送到了傅府。

一方面国共谈判在反复进行着,一方面朋友也在劝说着。傅作义权衡考量了一番之后,最后下决心走和平解放的道路。

北平和平解放了,父亲是有功的,可是,父亲极少与家人谈及此事。有老友劝他向政府要官,他淡淡地说:“我还是画我的画,我不要官,也不要钱。”

被打成“右派”

1949年以后,父亲收藏文物的热情丝毫未减。但是,此时的文物市场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光是有钱还远远不够,地位和权势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。

一次,父亲看上了一幅古画,出手人要价不菲。而此时的父亲,已不是彼时的“张公子”。他不供职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,而所担任的北京棋艺社理事、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、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文教委员等职务,无权无钱,皆为虚职。想到现实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持久的生活之需,母亲有些犹豫。父亲见母亲没答应,先说了两句,接着索性躺倒在地,任母亲怎么拉,怎么哄,也不起来。最后,母亲不得不允诺,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,父亲这才翻身爬起。

1956年,我们全家迁到后海南沿的一个小院落,这是父亲最后的一点不动产。

这一年,父母将30年所收藏的珍品,包括陆机的《平复帖》、杜牧的《张好好诗》、范仲淹的《道服赞》以及黄庭坚的《诸上座帖》等8幅书法,无偿捐给了国家。这8件作品件件都是宋元以前的书画,至今仍是故宫博物院最顶尖的国宝。

国家给了他3万元奖金,父亲坚持不收,说是无偿捐献,不能拿钱,怕沾上“卖画”之嫌。

后经郑振铎一再劝说,告诉他这不是卖画款,只是对他这种行为的一种奖励,父亲才把钱收了下来,并拿去买了公债。

万万想不到的是,父亲捐献国宝不到一年,一顶“右派分子”的帽子就戴在了他的头上。

被扣8顶帽子,遭到批斗

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,父亲又将三国时魏国敦煌太守仓慈写经、元明清诸家绘画等多件文物上交国家,他以这样的行动证明自己对国家的挚爱。然而,1966年“文革”批斗大会上,父亲仍在“牛鬼蛇神”之列。

此时的父亲和母亲尽管白天接受批判,晚上仍填词、作画。父亲这时最喜欢画蜡梅。母亲也由画大幅山水改画小幅花卉。母亲作画,父亲题诗,两人配合默契,相得益彰。后来,他们把这些画装订成一本花卉画册,可惜,在被抄家时散失了。他们为此伤心不已。

不久,灾难又一次降临到父亲的头上。www.idduu.com

他的一首词被认为攻击了江青,攻击了“无产阶级司令部”,被定罪为“现行反革命”。新账老账一起算,父亲以“历史反革命”“资本家”“反动文人”等8顶帽子遭到造反派的批斗。

母亲和父亲一起被关押在地下室。没人知道两位老人是如何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的,他们似乎也不愿意多谈。父亲在地下室里蹲了近两年,这两年里,他没见到过一张熟悉的面孔,没走出过那间不过10平方米的小屋一步。直到1970年1月结束关押,父母亲才回到家中。

1978年,戴在父亲头上的“现行反革命”的“铁冠”终于被彻底摘了下来。他很庆幸,自己活了过来。

父亲说:“国家大,人多,个人受点委屈也在所难免,算不了什么,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,为什么不许别人错送我一顶帽子呢……我只盼望祖国真正富强起来……”

作者:张传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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